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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丨蒋国辉：旅居乌克兰见闻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上个世纪
旅居乌克兰的见闻
作者：蒋国辉
移民德国之前，我在乌克兰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任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大学汉语教授。那时，我和我的学生以及好些当地人结交为朋友，乌克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了我在异国他乡的一段美好回忆。
01
茨冈人
少年时代读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似懂非懂，朦朦胧胧知道了在遥远的俄罗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叫茨冈人。稍大，看书较多了，始知道茨冈人便是俄罗斯的吉普赛人；始知道这个民族天性豪放、不事农耕、不谙劳作，以大篷车为家，天涯海角满世界地流浪。文学家们似乎都有些偏爱吉普赛人，他们的妙笔一挥，便有了卡门、叶塞尼亚这些吉普赛女郎的形象出现在艺术时空里，令现实中的许多男人拜倒在那些虚拟的石榴裙下。在我见到活生生的茨冈人以前，对他们的认识就一直停留在艺术空间里——中国没有吉普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就像艺术一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见到茨冈人，还没来得及把她们跟从小就熟悉了的那些美好浪漫的艺术形象联系起来，就被连骗带抢，损失虽然算不得巨大但我狼狈不堪，最后是带着满心愤懑落荒而逃。
当时，踏上独联体的土地，我一眼便认出了那些与众不同的茨冈人。他们是另一个社会群体。虽然也是白种人，却有着和我们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女人不论长幼一律身穿大花长裙头戴大花头巾，她们三五成群拖儿带女地站在街头东张西望，我是在上当受骗之后才弄明白，她们原来是在搜寻适合的“猎物”。
那是进入独联体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从阿拉木图乘飞机前往基辅。途中飞机加油，乘客按惯例可以离开飞机出机场看看，休息个把小时。我仗着自己熟谙俄语，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闲逛，没想到这一逛就逛到了茨冈人的精心编制的连环骗局中。在陌生的大街上，我一边溜达，一边好奇地四处观望着满眼的异域风情。
就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一个拖着孩子的茨冈女人突然竖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大跳。她把嗓门压得低低的，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跟我说，孩子病了又没东西吃，大人饿着不要紧，想讨点钱给孩子买牛奶喝。望着可怜巴巴的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乐善好施在脑子里迅速放大，我没有犹豫又毫不设防地拉开上衣，从里面的衬衣口袋里掏出几张10卢布的钞票递给她。这一掏，就掏出了永生难忘的麻烦。
茨冈女人拿到钱后，千恩万谢，随即又告知她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我，只能给我“算一卦”作为回报。从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是，吉普赛人的主要本领一是善于偷，二是善于给人算命。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把他们的算命本事描绘得神乎其神，我无法克制自己对这个神秘民族的好奇心，就答应了。
她从我头上揪下一根头发，煞有介事地将头发包在我给她的一张钞票里，口中念念有词。稍后，她说要将那张包着头发的钞票放回我的口袋，便可保我平安无事。我伸手去接，她不给，说必须亲自放进我的口袋才有效。此刻，我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往左右一看，10来个茨冈女人正在一步步向我逼近。而且，不知怎么搞的，我发现自己已经于不知不觉之中离开了大街被她们魔法般地引入了一条小巷子。先前的那个女人换上了一副恶狠狠的面孔，态度坚决而且蛮横，说不把头发放回我的口袋她誓不罢休。我扫一眼偏僻空寂的巷子和已经把我团团围住的女人，只好把心一横，拉开上衣衣襟指着衬衣口袋让她放，一边恨恨地想，堂堂七尺男儿，难道还被几个女人抢了不成？
我果然被抢了。茨冈人抢钱也很独特，她们并没有利器也不血腥，就在我拉开衣襟指着口袋的那一刹那，一只手猛地把我口袋里的一叠钞票抓走了。抓钱的女人飞也似地逃去，我却被其余的人死死地拉扯着，动弹不得。好在不久，原本僻静的巷子里来了一位老人，几个茨冈女人立即松了手，我终于得以挣脱。眨眼功夫，10来个女人又奇迹般地消失了，只剩下最初受我施舍的那一位站在远处骂骂咧咧，那神情，倒像是我抢了她的钱……
一万多卢布就这样不翼而飞，只好自认倒霉。后来，每每遇到同胞，我都要首先奉告他们切切不可搭理茨冈人。殊不知，同胞中竟有不少人有着与我相似的经历。
茨冈人，从少年时代读普希金的长诗开始，便在我心中打上的神秘而美丽的印记，从此一扫而空。
02
玫瑰花
图片来自网络
乌克兰虽然地处欧洲，但在苏联解体前，它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属于我们定义的西方国家。不过，因为地域的关系，因为人种和历史的渊源，他们的礼仪习惯与西方社会并无大异。比如，他们的社交礼仪活动就绝对离不开鲜花：祝贺生日、应邀做客、探望病人、参加纪念活动、朋友聚会、情人相约、学生答谢老师……等等。鲜花在每一个需要表达情感的时空里，优美地展现着自己的价值。
在所有的鲜花中，当地人视玫瑰花最为珍贵，多数情况下，人们把玫瑰花送给最亲近或最崇敬的人。走进花市，玫瑰花品种繁多色彩绚烂姿态万千让人眼花缭乱。相形之下，其他或许更加五彩缤纷美艳绝伦的各种鲜花，也只能屈尊弄个陪衬的身份。早市上玫瑰花高达两千卢布一朵，即使到下市的时候，一束玫瑰（三朵为一束）也要上千卢布。而另一些在我们看来极其珍贵的鲜花，比如郁金香、百合花什么的，一束都只能卖到一百卢布左右。玫瑰花的身价，令它俨然如花中的贵族甚至堪称女皇。
本来，物，是以稀为贵的。而乌克兰的玫瑰虽贵却并不珍稀。在那里，大凡我所游历过的地方，所有的公园、街心花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花园中，都大面积地栽种着各色玫瑰。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中央有一道绵延数百米的大花坛，花坛上生机勃勃挺拔着绽放着的全是玫瑰。春末夏初之际，玫瑰花便蓬勃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走在大街上，你会真的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美妙的童话，或是走进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梦境。阳光把花坛中人工喷泉喷出的水雾画出一道道彩虹与玫瑰花交相辉映，空气中浸满了沁人心脾的芬芳。在花坛边的长登上坐下来，那一刻的感受完全无法用“美不胜收”、“令人陶醉”这些词来描述，因为美已经到了极致、醉已经到了再也醒不过来的程度。
也许是出于某种习惯，不管是在公园里还是在花坛边，我都会下意识地寻找一种牌子，上面写着“严禁攀摘，违者罚款”或是“摘花一朵，罚款X元”的字样。然而，数年来，我从未找到过这类警告牌，也从未见到任何人（包括情侣和儿童）伸出手去碰一碰那些可以信手拈来的花朵。
我的宿舍门口，也有一个种满玫瑰的花园，花开时节，园子里挂满了鹅黄色绣球般的花朵和花蕾。我总是难以相信在这样僻静的地方而且完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会没有手伸悄悄向这些美丽的花儿。暗暗留心观察了整整一个花季，那满园子的玫瑰从含苞吐蕊到最后一片花瓣飘零，都没有受过半点伤害，尽管许多时候宿舍里进进出出的人，手里都捧着从花市上买来的价格昂贵的玫瑰花……
作者在乌克兰基辅大街上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经济急剧滑坡，大多数人的收入可以说是十分拮据，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花市上那些美丽的玫瑰，早就不是普通人经常可以问津的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之下，那街心花坛和公共园子里无人看管的玫瑰花简直就是娇艳欲滴的一朵朵一团团“挡不住的诱惑”。曾经将满心疑问摆在当地的朋友们面前。他们却比我更惊异地反问：“既然大家都喜欢，为什么不让它长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几乎没有人想过那些花坛中、公共园子里的玫瑰可以摘下来带回自己家插在花瓶里，或是送给朋友，或是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这就是乌克兰，前苏联解体后几乎一直陷在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的乌克兰。它的人民的道德修养道德情操，与遍布它国土的美丽玫瑰花一样，都给我留下了此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03
艺术的价值
在我这样的外国人眼里，乌克兰让我颇感新奇的，是它的各大城市都拥有相同的三种剧院：俄罗斯剧院——用俄语演出话剧，乌克兰剧院——用乌克兰语演出话剧，歌剧芭蕾舞剧剧院——专门演出歌剧和芭蕾舞剧。
由于经济极端不景气，乌克兰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之中。但我觉得，这里的话剧和歌舞剧院是一个例外，它们让我想起了一首小诗：
全中国的白帆
都鼓满了革命的风
只有这只船
它凝然不动
这是文革期间一位外国诗人到华访问，在参观了颐和园内的石舫之后所写下的感慨。我只是在跟朋友们闲聊的时候偶尔听人念过一次，也不知为什么，就记牢了。如今生活在乌克兰，受当地朋友们的感染也常常去歌舞剧院看演出。在我的感觉里，乌克兰的剧院，就犹如颐和园中的那艘凝然不动的石舫。
歌舞剧院的门票，只需30卢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9分钱。一个剧院一千来个座位，即使全部满座，门票收入也只有10美元左右，而剧院里的装潢陈设却是令我叹为观止的。走进大门是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和廊柱，大厅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盆盆修剪齐整的花木，天花和墙壁上挂着造型精美别致的吊灯和壁灯，宽敞明亮的落地玻璃窗配着纤尘不染的丝绒窗帘，华贵的红地毯，工作人员的服装统一而整洁。这样一流的装修一流的配套一流的服务，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主要用于星级宾馆而不是剧院。走进剧院，典雅浓厚的艺术氛围就远远地隔离了外面的世界。
记得曾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的消息，那时国内许多专业艺术团体，由于票房收入低，无法支付各种昂贵的费用，大量优秀演员没有机会登台表演。为生计，许多人才流失到歌厅舞厅，或者是去“走穴”，高雅艺术几近销声匿迹。而在乌克兰，每场10美元的票房收入，却没有令话剧歌舞剧院关门。工作人员的服务依然一丝不苟。演员们高超的技艺和奉献给观众的那一份认真，更是让人感动和感慨。那些演员，有的在国际大赛中获过奖，有的是国家级功勋演员，面对仅仅10美元的票房收入，没有一个人敷衍了事，坐在前排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脸上、脖子上的汗水。与国内一些动辄开口要上万乃至数十万（后来发展到数百万甚至千万）出场费的大腕们相比，他们的劳动完全是无偿的，但他们奉献给观众的却是至纯至真的艺术，所以，歌舞剧院里的演出，每一曲舞罢，观众席上总是掌声雷动，不断有人激情呼喊“布拉沃！”这是观众给予艺术家们的真情回报。闭幕时，观众全体自动起立向演员们鼓掌致意，许多人手捧自己买来的价格远远高于门票的鲜花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表达谢意和表达对艺术的热爱。这种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以至我发现自己常常到歌舞剧院反复观看相同的剧目，内心深处更多的是渴望体验在国内时从未体验过的这种真正的艺术氛围。
当时的乌克兰，经济处在近乎崩溃的边沿，而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艺术事业的支持。他们的艺术家，从来不会开口就索要让人目瞪口呆的“出场费”，更不会因为费用问题没达成协议或协议出了差错而罢演，把观众丢在失望和愤懑中扬长而去。想来，这一切只能归于一句话：在这个国家里，在艺术家们和观众们的心目中，艺术——是无价的。
作者在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历史博物馆留影
04
乘车琐见
在前苏联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俄罗斯外，乌克兰的工农业生产是最发达的。由于以前计划经济的限制，各加盟共和国内部发展不配套不平衡，许多方面必须依赖俄罗斯，乌克兰也不例外，比如石油天然气供应。乌克兰独立后，俄罗斯卡住了石油天然气这条大动脉。偏偏乌克兰脾气倔，绝不因此在其他问题上低头让步，后果自然很糟，俄罗斯一只大手掐得它奄奄一息，那一年之内，通货膨胀率令人震惊，达到了3500%。
对于普通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之一便是交通状况的恶化。由于没有汽油，私家车的主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爱车雪藏在车库里；由于没有汽油，出租车的价格扶摇直上，弄的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由于没有汽油，城市内凡是有无轨电车或有轨电车的交通线上，耗油的公共汽车一律收线停开。如此一来，交通工具骤然大减，原先冷冷清清的电动公共交通车一下子拥挤起来。幸而乌克兰人口不多，交通状况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恶化到我们曾经经历的“文革”时期公共交通那种惊心动魄的程度。
让我感叹不已的，是这里的人民乘坐公共交通车时表现出来的礼让品格。车站上，人们永远恪守“先来后到”的规则，后来的人不管眼前的队伍有多长，绝对不会想方设法到前面去插队，或是站在一旁待车一到就以最快的速度越过队伍冲上前去拼体力挤车。并没有臂带红袖套的专门人员或是义务人员维持秩序，人们自觉地一个跟一个往前走，一旦车满，走到门口的人就自动止步，我从未见过争先恐后往上挤，几个人同时吊在车门上进不去亦出不来的现象。尽管，因工资物价等问题的困扰，司机们常常牢骚满腹致使班车不能正点运行，一班车过去了下一班车等一个多小时不来，也是可能的，而打算乘车的人们依然有序地排在那里，耐心地等候……
朋友对我说，像这样拥挤的公共交通是从不曾有过的。满满一车人，下车时由里往外挤是一件尤其费力的事。我观察那些需要下车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总是有礼貌地首先询问：您要下车吗？得到回答之后才往前挤。若是不小心碰到了别人的脚，也总是立即道歉。几年来，在公共交通车上，我不曾见过人们因拥挤而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破口大骂的情景。在车上，人们给老人、孕妇和抱孩子的人让座，更是极为普通的现象。坐着的人，还会主动帮助站着的人拿一些怕挤压的鲜花、鸡蛋等物品，或是让站着的人把手中的重物放在自己腿上。
乘坐公共交通车几年，这样的细节无意间收集了不少。一次与朋友闲聊话及乘车。我说，在乌克兰乘车所见到的那些十分细小的情景十分令人感动。我说，60年代我们中国有个雷锋，一生做了许多好事，而且大都是一些非常平凡但许多人视而不见的小事。他在22岁时因公殉职，其后国家一直在倡导向他学习，学习他把帮助别人看成自己分内事的高尚情操。不知道乌克兰或是以前苏联有没有过类似的精神榜样供全体人民学习？
朋友沉吟了一会儿，说，在我们这里，你在公共场所见到的一切，对所有公民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整体道德情操，在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这个整体道德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我想，具有这样道德水平的一个民族，是一定能够尽快走出低谷的，而且，只要走出了低谷，他们的前景将无可限量。
05
胜利纪念日
在乌克兰，我所见到的最隆重的节日，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前苏联各国所有的城镇都要举行盛大集会。在那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动员了2200万人参战，牺牲的战斗人员和遇难的平民百姓人数达2700万，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牺牲或是惨遭法西斯杀害。如此多的生命和鲜血付出，如此的悲壮和惨烈，不仅在苏联人民心中刻下了岁月长河冲刷不掉的伤痕，也在前苏联的国土上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纪念碑。
我在乌克兰见到过高达数十米的巨型纪念碑，也见到过在一个幽静的林荫小道上竖一块石板，上面刻着记述某位烈士在此遭到法西斯杀害的文字的微型纪念碑。我任教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纪念碑随处可见。在一个居民区旁边的空地上，有一座雕塑似的纪念碑，碑身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举手向天呐喊，基座上文字记述：1942年—1943年，德国法西斯在此地枪杀了二万四千三百四十人。方圆数十步的弹丸之地，堆满了无辜人民的尸骨。站在这样的碑前，以往在小说中、电影上看到过的那些惨绝人寰但于我们十分遥远的屠杀场面，仿佛一下子被推到了眼前，思绪也在刹那间变得相当沉重。
每到胜利纪念日，但凡有纪念碑的地方，都成了集会的地点。最大的集会地点可谓人山人海，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老战士，他们中间有退休的将军、校官，也有普通的退伍士兵。这一天不论军衔级别，他们一律身穿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制服，佩戴上所有的军功章、纪念章。乌克兰的朋友告诉我，老军人们的制服都被他们精心地保存了几十年，只有胜利纪念日，这些制服才会被取出来，老军人们穿戴整齐出席了盛会之后，制服又将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在他们心目中，制服象征着他们生命的意义，胜利日涵盖了他们生命的价值。
参加集会的人们，列成队伍随着庄严的乐曲声，缓缓走过纪念碑，献上自己手中的鲜花。人流过去以后，纪念碑前的鲜花堆成了小山一般。除老战士外，人流中还有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军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以及市民，他们中间有为祖国为和平献身的烈士的后代，有法西斯的监狱里的幸存者的后代，也有无数饱受战争创伤的其他民众的后代。和我一样，许多人都是在战争以后才出生的，但是，上一辈遭受的深重灾难在他们心中依然痛楚；上一辈英勇的浴血奋战在他们心中依然辉煌。他们献上鲜花来表达他们对前辈的崇敬和仰慕。
走出纪念活动中心地段，我在大街上远远地看到一群戎装的女战士，她们围成一个圈在兴奋地谈论着、比划着。走近一看，原来都是年逾六旬的老太太。二战期间，她们当过话务员、机要秘书、护士等等，跟男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精心保存了当年的军队制服，一年一度地取出来参加胜利纪念日盛会。看着她们，我心里涌出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楚，这些当年勇敢战斗保卫祖国的战士们，如今都只靠一点可怜的退休金艰难度日，平日，他们奔波于各个商店寻找廉价食品，为生计操劳。这些曾经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祖国与和平的人，本该有一个幸福宁静的晚年，不幸却碰上了这样一个历史大动荡时期，他们的退休金仅能维持她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知道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熬不过严冬等不到下一个胜利纪念日盛会。从年老的女兵们身旁经过，我仔细观察她们，让我深为惊讶的，是她们的面容上写满了激动和快乐，却找不到一丝颓丧和悲哀。她们依然是一群坚强的战士。战争年代那样的艰难困苦，她们都挺过来了，如今，面对国家的困境，她们仍然没有悲观失望，仍然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眼眶一点点在润湿。
我由衷地祝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乌克兰人民、全体前苏联人民，祝福他们早日渡过难关，走向光明的未来。
06
不一样的别墅
提起别墅，人们联想得最多的想必是幽静的林荫道，别致的小洋楼，翠绿的草坪，修剪得形态迷人的树木，以及里面居住的拥有巨额财富的先生太太小姐们。若是我告诉朋友们，乌克兰或者说是前苏联，大多数的城市家庭都拥有一套郊外别墅，人们一定惊讶不已，惊讶之余更会发出疑问，苏联？有那么多富人？
其实，他们拥有的别墅与我们印象之中的别墅是大相径庭的。在这里，但凡国家的工作人员，均可在城市郊区免费获得一块土地，人们只是象征性地出点钱，国家便供给全部建筑材料，一栋别墅，就这样在国家分配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个建筑物并不叫别墅，而是很生动很形象地被叫做“给”，即国家给予的意思。
别墅区按工作单位划分，各区之间有小轿车道，是那种车辆一过便尘土漫天飞扬的简易便道。区内的别墅群与我们国内那些造价昂贵的豪华别墅群也截然不同，这里的别墅实际上是一些简易的木房子，就像我在儿童时代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里描写的那种森林小木屋。
乌克兰的冬天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多度，别墅区内没有暖气供应，每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里便渺无人迹。在厚重的积雪覆盖之下，别墅区白茫茫一片，空寂而荒芜。不过，当春风扫走了最后一片积雪的时候，这里就渐渐喧闹起来。周末，人们纷纷到别墅来“休假”。不知道苏联解体以前，人们是怎样在别墅里度周末的。我所见到的情形，准确地说应该是换一种方式劳动。政府给予公民的那块土地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房屋只占了极小的一块，余下的一大片，被主人们开辟为果园、花园和菜园。
果树大都种在房前屋后，春天一到，桃红梨白，芬芳艳丽繁花掩映，攀沿在房檐屋顶的葡萄返绿回青，如诗如画，童话世界一般令人神往。乌克兰人钟爱鲜花，在经济急剧滑坡的今天，鲜花价格高得让人咂舌，有种花经验的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弄出各种鲜花，如玫瑰、百合、郁金香、芍药、蔷薇等等，名贵的普通的一应俱全。花开时节，满园生辉，让过往的人们驻足不前流连忘返。种花人的园子里，各种鲜花除了自用，还可将多余的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补贴家用，一举多得。然而，在乌克兰现如今的经济状况下，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衣食住行这类基本需求，所以，几乎所有的园子里都大面积地栽种着蔬菜瓜果。
夏季是别墅区最繁华的季节，每个园子里都是琳琅满目的花卉果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前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土上遍地开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为了减轻市场上不断上涨的物价形成的巨大压力，人们在周末前往别墅为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挥汗劳作，更是不遗余力。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每到周末必定率领妻儿奔赴别墅辛勤耕耘。他告诉我，他的那块土地收成丰厚，除一家三口食用外，还可以因出售鲜花蔬菜水果而得到一笔额外收入。言语间溢满了自豪。家中若有闲人，便整个夏季都住在别墅里，养蜂养鸡养兔，别墅彻头彻尾地成了家庭的副食品基地。朋友感叹道：从前周末人们到别墅修花剪草，完全是为了工作之余放松身心，顺带弄出些美丽的情致来满足审美需求。而今高涨的物价，把人们的休闲需求和审美需求都挤出了生活中心，实用价值已经把别墅的风景涂抹成了让人有些感伤怀旧的颜色。
我想，目前的乌克兰，许多家庭依靠工资收入确实难于应付日常开支。人们所以能够承受物价一次接一次飞速上涨，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家都拥有源源不断自给自足的别墅小农场。当然，这肯定不是当年政府配给别墅时的初衷。
07
日啖桑葚数百颗
我居住的宿舍前边有一排桑树。
初到乌克兰时是深秋季节，树冠已经秃了，一时间没有认出那是我儿童时代就非常熟悉的一种树木。
第二年春天气回暖，不经意间桑树的叶片儿渐渐肥大起来，颜色满满浓绿起来。一日从树下经过，发现地上散落着晶莹剔透的小珠粒儿串成的果实，是桑葚！童年时代采桑叶、养蚕、吃桑葚的各种情形，从记忆深处欢蹦乱跳地跑了出来。原来这些树就是桑树！原来乌克兰也有桑葚！心理上一下子缩短了与这个国家之间的距离。
面对桑葚这种只能在野外品尝并且令人吃相不雅的浆果，全世界的孩子们恐怕都是一样的，只管爬上树去，贪婪地一把接一把往嘴里塞，直到吃得脸上糊满紫色浆汁还不消停。不同的是那些成年人。我们民族的成年人哪怕一辈子没吃过其它水果，也从来不屑于跟孩子们一起分享桑葚，吃这种不入流的果子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果子的吃法也是有失体统的。乌克兰没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没有那么多的传统礼教规矩约束，自然不会想到成年人吃桑葚，与孩子们一起分享大自然的赐予还跟面子扯上了关系。因此，他们跟孩子一样坦然热忱，全情投入。
桑葚成熟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许多大姑娘、小伙子、推童车的妈妈、颤颤悠悠的老人、甚至风度翩翩的学者来到树下，采用最恰当的姿态，各取所需。姑娘小伙子们活动范围最广，吃相最丰富。站在地上，坐在树桠上，边吃边聊天或边吃边看书，小伙子手指上夹一支香烟，吃几粒桑葚吸一口香烟，悠闲自得。情侣们一般站在树下，身材高大的“骑士”伸手拉住缀满果实的枝条，姑娘们用纤纤细手拈着果实往嘴里送，时不时还记着放一颗在为自己效劳的“骑士”口里，那种柔情蜜意远远胜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母亲们一般自己不吃，她们细心地摘下充满甜汁的果实喂在还不会爬树的宝宝口中，跟着宝宝一起乐，天下母亲的心可见一斑。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学者模样的人，左臂下夹着几本书来到树下。他摘下礼帽小心地放在草地上，伸出右手扶了扶眼镜，然后风度翩翩地摘下一粒桑葚，放到嘴里闭上眼睛极细致地品味，那神情，好像是在品尝世界上最珍奇最昂贵的水果，非常陶醉。学者不仅吃相雅，而且极有节制，只吃了十数颗，他就优雅地掏出手绢抹抹嘴，戴上礼帽心满意足地走了。
也不知是出于对童年那些美好时光的怀念，还是出于对乌克兰不论身份不分年龄人人喜爱桑葚这件事充满猎奇之心，只要有空闲，我就会在一旁细细地观察他们。观察儿童、青年和母亲们，我会跟他们一样满怀喜悦，他们享受品尝桑葚的喜悦，而我享受品尝他们喜悦的喜悦。不过，在观察那位学者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惊奇。
如此多的人被桑葚吸引，是习惯？还是当今的高通货膨胀已经让很多人买不起正宗的水果补充人体需要的维生素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发现他们的确比较喜欢生食：喝生水，吃生的菜蔬，甚至吃生肉（腌制的）和生鱼（风干的）等等。在我们以饮食文化闻名于世的华夏民族看来，他们的这些饮食习惯无异于茹毛饮血。如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民热衷于桑葚，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我从不曾看见有人采摘桑叶。我们童年时代，采摘桑叶养蚕是正经，吃桑葚不过是玩玩而已。但桑树在乌克兰的功能，却似乎只是向人们提供甜美而不花钱的果实，它的本来功能竟是不为人知的。是不是因为气候寒冷不适合养蚕，以至大多数乌克兰人都不知道桑叶是蚕的饲料？从来没有问过朋友，他们知不知道丝绸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来自桑树的？
08
排队
前苏联的排队恐怕是举世闻名。不过，前苏联人排队时那惊人的耐性和一些独特的规则，是我到乌克兰以后才知道的。
我在乌克兰，通常只去排那些不得不排的队，比如，买火车票、领工资或是在饭堂买饭。每每站在长长的队伍里，都会暗自庆幸自己从小练就的过硬排队功夫。几乎从进入小学开始，我就为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煤票以及各种副食品票站在商店长长的队伍里磨练意志耐性。因此，在乌克兰的这些队伍里，我也基本能一连数十分钟甚至数个小时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随着队伍缓缓向前蠕动。
在乌克兰人面前，自认为功夫过人的我仍然有些“自愧弗如”。无论是骄阳如火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人们常常为几个平价面包，一点平价香肠而静静地站在那似乎永远不会移动的队伍里，没有牢骚，更没有因有人插队引起的争吵斗殴。偶尔听到有人埋怨两句，那也绝不是针对眼前长长的队伍，而是针对时下的物价。在他们眼里，只有物价上涨是该诅咒的，排队倒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排队是一大景观，排队的独特规则是另一大景观。在这里，新加入队列的成员分明看见自己眼前的一位就是队伍的尾端，还是必须询问一句：“谁是最后一个？”听到应答之后随即又补充一句：“我在您后边”。起初，我以为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礼貌，就自作主张地废除了这个细节，结果，教训十分深刻。
那是刚到乌克兰的时候，我买火车票去另一个城市。售票处有十多个窗口，我选择了其中队伍最短的一个，尾端站着一位女士。我没有按他们的排队规则询问谁是最后一位，只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那位女士身后。几分钟过去了我依然是最后一个，虽然没有得到她的口头认可，但我自以为是地肯定她知道我是挨在她身后的一位。我是外国人，这个特点很突出，况且我在她身后已经站了足够她认清楚我外貌特征的时间。于是，我没跟她打招呼，就径直离队去看有关的消息通告。
离队时，她不止一次地回过头来看我，不明白她的用意，我便对她笑笑并更加放心地走开了。十分钟后，我回到了原处，那位女士身后又站了好几个人。我插进队伍回到自己先前的位置时，没有人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可是沉默只保持了一小会儿，人们便开始互相认定——身前身后是什么人。轮到我了，我说我挨着这位女士。我身后的男人却说：“我挨着她，您没有排队。”我傻眼了。不光是傻眼了，还特别没有面子，便连忙分辩说排了排了，十几分钟前我就来了，站在这位女士后面，她可以作证。我眼巴巴地指望着她的证词，我相信她决不会不认得我。
可是她缄口不语。
狼狈不堪的我急了，此时已不仅仅是等候买票的时间长短问题了，还关系了到我本人的品格问题，我正要张口诘问那位女士还有没有点做人的良知，身后的男人说话了：“您问了‘谁是最后一个’吗？”他十分谦和。
我一下子泄了气：“没有。”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对不起，请您到后边重排。”他态度友善却语气坚定，队伍中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聊表同情。万般无奈，我只好垂头丧气地从队列中走出来，重新排到最后，还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恼怒竭尽全力用友善的口吻说一句：“谁是最后一位？我在您后边。”
从今以后排队再不敢自作主张。不久，我又发现这条规则有一个妙不可言的所在：只要相距不是很远，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排好几个队，只需充分利用前边那一位对你的认定，你就不必傻乎乎地在一支队列里站得腰酸背痛，还可以把几件事情一并完成了。我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从此对这个初始时让我深感讨厌的规则和厚道的乌克兰人民心存万分好感了。
09
“上帝”在门外等候
在我的印象里，国内的商店中午是从来不关门的。“文革”期间，商店的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放着品种单调的货物，售货员们百无聊赖地凑在一起胡吹瞎侃，也没有中午把店门关上休息让顾客眼巴巴地在门外守候一个小时的情形。1980年代开始，国内的服务行业逐步奉行“顾客是上帝”的经营原则，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尤其是把赚钱放在首要位置的个体商店，更是从清晨直到深夜，全天候恭迎顾客。
乌克兰不然。乌克兰的商店不论大小成分（国有、集体或个体），中午一律休息一小时。休息时间没有统一规定，“解释权”归各个商店自己，顾客打算去哪家商店买东西，首先得弄清楚该店的午休时间，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让自己吃一个不好吃的闭门羹。
一次我上街购物，记忆里那家商店的午休时间是12点——13点，到了门口却见大门紧闭，抬头一看，午休时间13点——14点。记错了！只好耐着性子在附近徘徊了整整一个小时。国营商店午休尚可归咎于大锅饭，那些集体和个体的商店也决不放弃午休，确实有些令人费解。而今的乌克兰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物资匮乏，特别是个体商店，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许多商品来自西欧，质量上乘。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昂贵，那些赏心悦目的商品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若是在我们国内，老板们定然会想方设法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营业额多赚钱。但是，乌克兰的老板们脑袋里赚钱这根弦似乎绷得不太紧，一个小时的黄金购物时间在他们的午休中从门外白白地溜走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服装店。店门被人把守着，开门时只放五、六个人进去，之后出来一个放进一个，即使外边顾客排成的长龙被裹在凛冽的风雪之中，把门人也绝无半点恻隐之心。看来，他们根本不在乎一天有多少营业额。每当我不得不去为自己购买一、两件衣物的时候，便深深地怀念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服装店。国内的服装店里，不仅货物款式新颖花色繁多，而且可以在里面慢慢地尽兴地挑选自己心仪的服饰，让人在购物的同时享受休闲时光的随意和闲适。但在这里，每每轮到自己被放进店门，身后的长龙就成了心中挥不去的压力，在店中待的时间稍长，犯罪一样的感觉便悄无声息地爬上来，沉甸甸地压着，只好随便捡一、两样急急忙忙逃将出来，把空位让给下一位在门外苦苦等待的顾客。很多时候，我看着店门外在雪地里或是烈日下默默站着的顾客们，心里不免涌现一个疑问：“上帝”怎么不生气啊？
当然，在乌克兰购物也有心情十分舒畅的时候，商店，特别是食品商店里，常常有售货员告诫顾客：这东西存放的时间太长或是质量不太好，您最好别买。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告诫时，我惊奇万分。自古以来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有商家劝人不要购买自己货物的道理。这种尽可能地让顾客所出的钱与所购的物等值的真诚，令许多人成了回头客，包括我在内。不过，在如今这样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在金钱对道德形成了猛烈冲击情况下，这样的诚信，这样的商业道德是否能继续长期如磐石般坚固稳定，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在莫斯科红场，背景是列宁墓
10
医生出诊
在乌克兰结识了一些当地朋友，闲暇时常常去他们家小坐，海阔天空地侃，借以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了解和熟悉这个小时候就从文学作品中接触了很多而实际上仍然陌生感觉上仍然遥远的国家。
有一次，一位朋友偶感风寒，体温不过略高于正常（大约在37.5摄氏度左右），他对我说他要叫个医生来看病。我毫不掩饰自己的讶然：这点小病就能让医生出诊？朋友耸耸肩做不解状：为什么不能？他随即就拿起了电话，拨通医院报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说患了感冒需要医生。放下电话他告诉我，医生将在五点钟之前来。
想起还在国内的时候，曾与朋友一起去一位医生家拜访，跨进门就看见医生夫妇正在生气。询问。医生忿忿然抱怨：“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个病人，那病人竟然打电话来要我出诊！他以为他是谁啊？！”我的朋友出于礼貌连忙附和：“是啊是啊，确实太不识相了。”我问医生，那你去不去呢？不去！他冷若冰霜而且斩钉截铁，那语气令我感到背上一股股寒气直往上窜。原以为个体医生不同于国家医院的公职医生，个体医生虽然也是医生，但他们端的是随时都可能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的瓷饭碗，应该说病人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来源，按时髦的说法是“衣食父母”，他们并不具备拒绝病人要求的条件啊。可是，他们仍然端着公职医生的架子，绝对不能失了身份被病人呼来唤去。
而现在，眼前，乌克兰朋友那么一点点小病竟然要求医生出诊，习惯了国内医疗状况的我一方面觉得他有些过分，一方面对这件事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我延长了在朋友家探访的时间，耐心等了大约两个小时，门铃响了。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打开门，来的果然是医生——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她坐下来，郑重其事地按诊病程序给仅仅有些小感冒的病人诊断，开药方，叮嘱病人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注意保持良好的情绪等等，语言亲切态度和蔼，好像她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怀体贴安慰的危重病人。整整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告辞走了。
她一出门，我便压低了嗓门儿问朋友：“你们家是不是跟医院或者卫生部门有特殊关系啊？”
朋友大惑：“没有啊。我们家既无医生也无护士，更没有任何人在卫生部门供职。”
“那她怎么会为你这点小病单独出诊而且态度那么好？”
“这不是很平常嘛。”他解释，在他们国家的任何城市，都按街区划分，规定若干居民必须有一个医疗站。凡辖区内的居民在站里看过一次病就建立了档案，以后只需拨通电话告知姓名住址，医生马上就会带着病历卡提供出诊服务。
我问医生收不收“红包”。朋友又不解。好不容易弄明白了，他连连摇头，告诉我，他们除了住院动手术收费之外，其他诊断治疗包括医生出诊，全是免费的。
目前的乌克兰，自然不能同西方富裕国家相比，但它仍然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它的人民提供了最良好的医疗服务，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它的人民身体健康。医生出诊在乌克兰原本平常，但在我内心引起的震动却强烈而经久，由此，我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愿望。我把真诚的祝福送给我的祖国的人民，愿他们也早日享受到这样高质量的健康关怀和服务。
11
与蚊作战
原以为乌克兰是没有蚊子的。这个国家气候寒冷，我初到的时候刚刚入秋，气温已与广东最寒冷的时候差不多了。入冬，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温更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下，蚊子它就是入地三尺，也逃不出如此凛冽的严寒啊。
孰料，到了第二年，我却是被蚊子骚扰了整整一个夏季。
记得以前下乡当知青，就深刻地领教过蚊子的凶狠。也是夏季，每天傍晚收工回家，跨进房门，成百上千的蚊子便轰炸机一般在一片沉闷的“嗡嗡”声中俯冲过来，猛烈地撞击在脸上、手臂上、腿上等各个裸露的部位，甚至，它们爬在衣服裤子上，尖利的“嘴”穿透棉布插入皮肤，直到吸得肚子血红滚圆再也飞不动才罢休。
与当年那些俯冲式进攻的庞大蚊子群相比，乌克兰的蚊子就温婉多了，温婉到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国内但凡有蚊子的地方，就有抵挡蚊子攻击的各种器具，从古老的蚊帐一直发展到如今的电灭蚊器，不一而足，可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乌克兰，对蚊子是不设防的。晚间，躺在床上把灯一关，一、两只蚊子就开始绕耳飞舞，它们不厌其烦地“嗡嗡……嗡嗡……”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声音不大却也让人欲睡不能，无奈，只得翻身起来同它们战斗。一间宿舍对于一个人不能算大，可要追踪一、两只蚊子，与大海捞针所感到的绝望和所付出的艰辛也相差无几。好不容易打着了两只，筋疲力尽倒上床，眼睛还未合拢，又有一、两只该死的蚊子在耳边如泣如诉没完没了。几经折腾，晨曦便毫不留情地从窗帘的缝隙挤进来了。
我跑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商店，欲购买蚊帐、驱蚊器、蚊香或灭害灵，什么都成，只要晚上能睡觉。
但我一无所获。
百思不解地询问当朋友怎么买不到抵御蚊子的药品器具。朋友说，从来没有这些东西卖呀。那晚上睡觉有蚊子怎么办？我又问。答曰好办，两个办法：一个是打，另一个是用吸尘器吸。
蚊子是害虫，吸人血还传染疾病，这是孩童时代就知道的道理，对于我来说最为可恨的，还是它的“嗡嗡”。这声音跟打雷相比虽然细若游丝，可对人睡眠的破坏力却是雷声完全无法比拟的。不用朋友告诫，我几乎是从夜晚一直打到天明，为睡个安稳觉而打蚊子，为打蚊子完全无法安稳入睡，简直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用吸尘器吸蚊子，我听来如同天方夜谭，在我们国内，别说用吸尘器吸蚊子，就是用吸尘器吸灰尘的家庭也不多。初到乌克兰时，我们这些住在学校提供的临时宿舍里的外国人，谁也不会想着要去买个吸尘器来把公共卫生搞得跟自己家一样。无奈，只好任凭蚊子“嗡嗡”，我自岿然不动，实在耐不住了，再翻身起来跟蚊子战斗一番。
不久以后我便知道了，其实住在家里的乌克兰朋友们晚上也常常像我一样，要么忍耐，要么用双手跟蚊子展开捉迷藏一样的战斗。他们所说的用吸尘器吸蚊子，固然比徒手搏斗有效，可是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普通百姓很难买得起新的吸尘器，人们只能尽量让它行使自己的主要功能（清洁吸尘），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人人都在抱怨，与蚊作战其苦无穷。
一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市民纷纷投诉要求当局采取措施灭蚊。后又听说，以往是由卫生部门组织人力分片灭蚊，眼下由于经济的原因，各片区没有财力与卫生部门签署灭蚊合同，灭蚊之事就被束之高阁了。如此一来，我只好跟他们的市民一样，听任蚊子骚扰了一个夏季。好在乌克兰的夏季非常短暂，耳边飞舞的蚊子也算是有限，勉强忍耐着也就过去了。
有一个因此而生出的问题让我有些不解，国内那么多商人把生意做到了前苏联各国，怎么就没有人做这防蚊灭蚊药品器具的生意？倘若有人火眼金睛穿透纷繁复杂的市场，把目光锁定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说不定真的能赚到大把银子呢。
12
雕塑、铭牌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城市雕塑是城市建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雕塑以及众多独特的小型雕刻——铭牌，展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看完一个城市的雕塑、铭牌，便大致可以知道这座城市出现过或居住过的著名历史人物和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国内当前新兴的城市雕塑，以美化城市为主要目的，多属装饰性的。而前苏联的城市雕塑，更择重其纪念意义，多属纪念性的。这是一个显著的区别。
前苏联的城市雕塑，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人物、事件和装饰。
最为普遍的人物塑像有列宁、普希金、高尔基等，几乎在前苏联的每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塑像。其他历史人物则各有地方特色。乌克兰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有旧俄时期的大文豪果戈理，诗人谢普琴科，革命时期领导人基洛夫，著名的飞行员奇卡洛夫，冶金工业功臣彼得罗夫斯基等等人物的塑像。他们都是乌克兰人，被看着乌克兰的光荣与骄傲。此外，还有好些沙俄时代的公爵、主教、将军之类的人物塑像，他们皆与该城市有过密切的关系，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因而也得到这种方式的纪念。
纪念历史事件的雕塑（包括纪念碑），种类更加繁多：有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高达数十米的巨型纪念碑。也有在某一条幽静的林荫小道上竖一块石板，上边刻着说明某年某月某地下工作者或游击队员在此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文字，属于微型纪念碑。但凡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哪怕只是普通小人物，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她）。最为常见的，是石头上或石板上浮雕出一些人物或图案，附上一段文字，说明某些历史人物和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些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碑文加浮雕，把已经远去了的历史在瞬间拉到眼前，让观看的人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
单独的装饰性雕塑却是不多的。我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只见到歌剧芭蕾舞剧院旁的喷水池内有一尊缪斯铜像。这里的装饰性雕塑多与建筑物融合在一起，是建筑物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沙俄时代的建筑，大都在房屋正面的角上或窗台下浮雕人物头像或各种花纹，这是所谓欧式建筑的显著特征。剧院、博物馆等，则是在建筑物正面房檐下建一个平台，上面是与古希腊罗马神话有关的人物塑像或大型群塑，让人一望便知这是艺术殿堂。
前苏联城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小型雕刻，那就是散布在城市各条街道各个角落的名人铭牌。这些铭牌的材质分别是铜、铁、大理石或花岗岩石，上面刻着人物的肖像和文字说明：某人物在这里诞生，居住，工作，逝世或从事过什么著名活动等等。铭牌上的人物，都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科学家、著名艺术家、有功勋的军人和革命时期功绩卓著的职业革命家。许多大学的门口，往往还排着一溜铭牌，是为在该大学工作过而且有贡献的学者而立的。
带有铭牌的建筑，也只是一些极普通的民宅。似乎因为这样的铭牌太多，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我从未见到过一个本地人驻足观看铭牌。出于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历史的兴趣，每到一处遇到铭牌，我都要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通过铭牌我看见了许多以前从书本里熟悉了的历史人物：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普希金、别林斯基、彼得金、朱可夫、邦达尔丘克、列宾、果戈理、柴可夫斯基等等，等等，还有更多我未曾听说过的历史人物。所有的人，不论生活于旧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由于他们对科学、文学、艺术做出了贡献，国家和人民就用这种方式永远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驻足这些铭牌前，心中升腾起一种由衷的崇敬。这些铭牌，把一幢幢普通的民宅，罩上了一层凝重、庄严的色彩，令我感觉自己面对的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民族的一部恢弘的历史。
13
中国商品
前苏联的国门对中国敞开以后，中国日用百货连同它们的携带者如决堤的潮水一般漫过北方的满洲里等口岸，涌向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沿西伯利亚大动脉一路前行直抵俄罗斯腹地莫斯科，再以莫斯科为基地，向前苏联各国各个角落奔泻。一时间，中国商品挤进了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百货商店的柜台，占领了几乎全部零售商品的摊档。
乌克兰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距莫斯科上千公里之遥，仍然受到中国商品冲击波的强劲冲击。曾经，在这个城市里，大至屈指可数的国营百货公司，小至数以千计的个体摊档，无一不被中国商品充斥。中国制造的男女老幼各式服装，各类皮鞋、布鞋、运动鞋，各种易于运输保管的食品以及床单毛毯等床上用品，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地呈现在商店的橱窗、柜台里和小贩们的货架上。国内那些廉价的珍珠项链、塑料首饰、口红化妆盒都被当着精品陈列在女士专柜里，跳蚤市场上的中国小商品更是应有尽有。满世界的中国商品，常常令每一个去到那里的中国人都情不自禁地生出许多自豪的感觉。
在前苏联各国商品严重匮乏的今天，精明的中国商人瞅准了这个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市场，许多企业和数不胜数的个体商贩，纷纷寻找渠道利用种种便利条件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商品输入到前苏联，甚至那些公费或自费到前苏联各国的留学生或访问考察的人员，都热衷于利用携带行李的机会捎点货物到那里卖个好价钱。乌克兰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中国商品在他们这里十分畅销，它以价廉物美而深得当地民众的好评。在这里，曾经有人创下了世界以货易货贸易史上的奇迹——用若干中国百货换回了几架TU-154飞机。
可是，中国商品热潮持续时间不长，一批批也印着中国制造的伪劣商品如潮水般漫涌冲击，前期中国商品的辉煌很快就黯淡了。我到乌克兰的时候，见到中国商品已经处于滞销状态。细考原由，我发现了在前苏联各国市场上的许多中国商品，质量确实极其低劣。比如，我看到某个商店从中国某地进口的大米，里面就含有非常多的稗子，这种米，让我想起了国内三年被称着“自然灾害”的那个特殊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食堂里打回家的饭，上面都满满地覆盖着一层稗子。不敢肯定在乌克兰出售的这些大米里的稗子，一定是人为地掺进去的。但今天，这样的农产品即便不是人为地掺入，也应算作劣质产品。在国内，这样的农产品是不可能有市场份额的。再比如，中国北方某市外贸公司出口到乌克兰的方便面，由于模仿了当时誉满全国的一个品牌方便面的包装，看上去十分精美，而买回来一尝，便立即大彻大悟——为何在这里中国商品的声誉会直线下降！
听说国内报纸上时有关于中国商品货不真价不实，在前苏联引起强烈反感的报道。我见到的乌克兰，虽然没有出现哈萨克斯坦民众愤怒地焚烧中国货那样的骚动，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专门在电台电视台告诫全体民众，切切不可购买中国的某几个商标的服装或什么产品。但在商店里，我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件某国生产做工十分粗糙的儿童裙装标价达二万八千卢布，而一床做工考究的中国床单才标价一万卢布。中国商品在这里甚至比不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商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还无人问津。看着那些印有汉字商标，常常令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倍感亲切的中国商品受到如此冷落，心里积淀这一种挥不去的沉重。俗话说，“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那些中国制造的伪劣产品对中国商品整体形象的破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粒老鼠屎”的破坏作用。
向前苏联市场倾销中国伪劣产品的恶果，是中国商品的信誉在这些国家里纷纷降到了冰点。看来，中国商品怎样才能扭转形象，重新占领前苏联这个充满潜力的大市场，是一个值得国内的商家们深思的问题啊。
上世纪撰写于乌克兰
2018年10月稍作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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